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效率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能力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同严重政治腐败并存这一发展失衡现象也日渐凸显。高廉政风险作为系统性腐败的一币两面，表明地方政府腐败高发存在制度性诱因，本文意图揭示政府高执政能力同高廉政风险在地方层面的共同经济基础和治理基础，以期能够为解释"双高现象"、实现廉政治理提供借鉴。
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在政治相对集权、经济相对分权的中央-地方关系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形成的。锦标赛式的增长竞争使政府投资成为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公有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利用土地经营获取投资资金的渠道，围绕土地经营的政府经营化趋向带来了"政企统合治理"的新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党政合一的管委会体制和政企合一的公司化运作实现了效率经营的同时，也改变着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维、管理方式和权力结构。即在地方政府积极寻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思维走在了前面，而廉政的严格治理没有与之兼得；效率导向的权力调整率先发生，而规避廉政风险的制度机制则停滞不前。因而地方政府的经营化是"双高现象"在地方治理层面的共同基础，政府的经营模式深刻影响了政府的廉政治理，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
新的发展时期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效率的追求，而高廉政风险的治理与防控同样刻不容缓，兼顾经济发展与廉政建设是现阶段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在此情形下的反腐策略，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生产与分配领域的分类管理理念，制约与监督并重的控权理念，值得进一步研究、实践和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