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文体和文学现象，使得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发展的实际逐渐偏离；单线思维问题，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大多按照时间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但由于时间向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就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这使得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得不到真正的呈现；学科限制问题，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学科分类对于传统学术研究的限制，最明显的方面是文史研究传统的割裂。
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
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是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中古时期家族文化的特点，这样一篇篇活生生的传记，展现了生活于三至九世纪的人物群像。特别是诗人墓志、自撰墓志和鸳鸯墓志，在形象塑造、叙事抒情和创作过程诸方面有了更加细致的呈现。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居多，再加上东瀛回传的写本，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促进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中古文学史的书写，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要从单线思维转向多元化叙事，要注重文学中心的凝聚与边缘活力的关系，关注中古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以展现文学发展的特殊路径，通过文学家族传承的梳理构建中古文学的家族谱系，加强文学体制演变的研究以对文学本位研究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